重提自由價值,應對當今政治

10/03/2018

//[明報‧世紀版] 編按:早前大家回顧10 年前的金融海嘯,猶有餘悸之餘,更發現引伸的影響仍然大大影響着今天的政經和社會,9 月中《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雜誌編輯部趁創刊175 年發表了一則宣言,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 (自由主義再出發宣言),今天起我們推出「新經濟人系列」,討論「宣言」的指導思想,是否可以據為解決世界政經危機的倚靠,首篇從政治哲學入手,析解「宣言」所云的自由主義若何。//

 

近年全球很多地區的政治環境都在急劇轉變,令不少人無所適從。面對這麼大的變局,不少人都在尋找新的理論來應對。《經濟學人》在9 月13 日的一期,卻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想法,就是要以重提「自由主義」作為應對方案。

然而,「自由主義」這個名詞已被用得太濫,令得這個名稱有多重歧義。例如在國際關係裏,自由主義的重點是視全球都應該遵守一些普世的道德價值。在這意義下,自由主義與堅持國家利益,否定道德價值在國際關係重要性的現實主義(Realism)相對。在政治哲學裏,哲學家們會強調不同的道德價值,進而為自由主義分門別類,例如有些較重視平等價值(約翰‧ 羅爾斯John Rawls),有些較重視權利特別是私有財產權(羅伯特‧ 諾齊克Robert Nozick),有些則重視幸福或效益(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除了國際關係和政治哲學外,經濟學和政治科學也各有不同對自由主義的解說。廣義而言,「自由主義」差不多等於西方的社會及政治傳統,各領域從這幾百年來的歷史各取所需,很難強求完全一致,例如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也一如諾齊克那樣重視私有財產權和經濟自由,但只視之為科學想法而非道德規範。若要繼續列舉下去,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可以沒完沒了。因此,與其糾纏於「自由主義」此名稱,倒不如直接思考當中提倡的要點,看看於世道何益。

 

為什麼應該珍惜自由?

《經濟學人》提到了很多重要的價值,例如自由與尊嚴、小政府與開放市場、人們從辯論和改革中進步的能力,還有幸福與繁榮等等。哪一種價值才是唯一的和最根本的內在價值,是哲學家們爭論的議題,但撇開複雜的哲學論證不談,對自由主義者來說,自由就算不是唯一和最根本的,也一定是重要得沒有人能忽略的價值。

從人類的歷史來看,愈自由的社會愈能進步。這種重視自由的想法,可以追溯至馬丁路德在1517 年貼出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掀起了更正教(即我們平時說的基督教)對羅馬教廷的宗教改革運動。在宗教改革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容許眾人自由追求信仰,並且能自由發表和交流言論,才是對大家(包括自己的宗教)最好的方法。反之,如果不容許大家討論和追求信仰,只會帶來更大的衝突,甚至令到自己的宗教不再尊貴。這是我們現在珍惜自由的其中一個歷史原因。

除了宗教改革外,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和他身處的時代也是自由主義的重要歷史源頭。那時代要思考的重點,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權力,令其不會侵犯到每個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洛克既提出每個人都有包括私有財產權的自然權利,亦提出行政立法分家,讓國家政府內部能互相監察和制衡。現在我們常常聽見的三權分立,就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以洛克的思想為基礎,加入司法獨立而成的。

而在這之後,還不斷有思想家補充自由的涵義。上面提及效益主義,其二代目約翰‧ 彌爾(J.S. Mill)亦被視為自由主義者,而他的《論自由》(On Liberty )一書更是自由主義的經典。此書論及自由的底線,就是著名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亦即每個人都應該有各種自由,社會只在有人傷害到別人時才應干預。這裏說的傷害,是指會導致即時的物理性的傷害,而不是指諸如失戀分手,又或者冒犯了玻璃心所帶來的那些心理上的傷害。至於言論內容是否真實,應透過公開討論來明辨是非,而非一味打壓禁止。正如《論自由》第二章提到言論自由的可貴在於我們不能獨斷地認為自己的言論才是全對而他人的就是全錯。如果有人說的話是對的,公權力當然不應禁止。但即使是半錯甚至全錯,公權力還是不應禁止。因為半錯的話,背後亦可能有值得我們思考和反省的內容,而就算是完全錯誤的言論,如果禁止了,亦會令得大家沒有了對照而不知何為對的言論,這樣對的言論只會變成僵化的教條,令人不明所以。

 

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

另一重要的自由理念,是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區分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消極自由是指不受外來力量特別是公權力的干預,和自己主動應該做什麼的積極自由相對。以上提及的歷史,似是把重點放在限制政府強制力的消極自由,但其實當中應該做什麼的積極自由,問題牽涉更廣更複雜,亦是思想家們還在討論不休的議題。例如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 森(Amartya Sen)提出「能力進路」(Capability Approach),認為當我們要決定社會怎樣發展,發展的內容當以能夠發展每個人的能力為根據,而這種「能力」,正是指我們有積極自由的機會去選擇和實踐自己。

從這些自由理念的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學人》的宣言,才會更見到現時重提自由價值的可貴。那宣言主要針對美國政治,特別點出現時的政治菁英太過離地和群眾脫節。然而,看美國的歷史,其實每個時代都有當中的問題,不用大驚小怪。有人說特朗普上台是美國民主的失敗。可是,美國人習慣政黨輪替,傾向不讓同一個政黨掌控政府太久。特朗普能勝出,不是他拿到更多支持,而是希拉里大跌票所致。例如在其中一個關鍵州份威斯康辛州,特朗普與2012 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得票差不多,但希拉里卻比奧巴馬少了20 多萬票,結果在該州希拉里與特朗普只是相距甚少而落敗。從政黨輪替的角度來看,上次民主黨落敗既非罕見,未來11 月的中期選舉民主黨如能重奪議會,亦屬正常。

另外,特朗普的言行固然令人吃不消,但他上任至今差不多所有政策都緊跟共和黨的治國路線,更有不少外交方針是兩黨共識,就只是他的個人表演令事情多了份荒謬的黑色幽默感(最新「傑作」是聲稱自己和金正恩「墮入愛河」了)。不喜歡共和黨路線的人自然也不喜歡他,但由此而說美國已經崩潰墮落,卻恐怕是推論過快。

 

自由價值非西方的專利

當然這不代表美國沒有問題,但要解決問題,很視乎我們能否堅持自由的可貴,讓大家有機會尋找美善改變現狀,而非怨懟無力回天甚至勉強助紂為虐。美國人對自由的價值沒有太大爭議,所以對他們來說,只需持續提醒堅持自由價值。

正如上文所言,由於「自由主義」一詞有時也泛指西方政治傳統,所以有些人以為自由價值只是西方的專利。但如果只談自由而非自由主義,自由的概念並非西方獨有。例如就算不是直接談論自由,中國也有不少思想在談論以公權力禁止言論的禍害。例如孔子便曾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 為政》)就算是毛澤東亦曾在1962 年1 月30 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有些同志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遏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古人寫句「清風明月不留人」便是懷念前朝,出了「維民所止」的題目便是要斬雍正皇帝的頭。這種典型莫須有的文字獄,並與之伴隨的告發攻訐誣告的風氣,讓我們見到以言入罪的危險。要明白對錯,需要廣闊的空間來討論。這些想法,洛克彌爾這些思想家明白,孔子毛澤東等也明白,《經濟學人》重新提醒我們自由的重要性,除了給美國人看,怕且更值得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好好反省。

 

文: 陳成斌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明報》世紀版D4,2018年10月3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1003/s00018/153850316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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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善後考判斷,高官需有同理心

09/20/2018

 

評論版 2018/09/20

天災難免,但人禍可避。人類往往難以抵擋大自然帶來的災害,只能盡量減少天災帶來的損失和人命傷亡。而在天災過程和善後工作中,政府領導人有甚麼當為不當為,就很考他們的判斷力,也由此可以見到他們的能力和質素。

大阪風災援助捱批 台駐日代表自殺

談香港這次面對山竹颱風的問題,可能會太貼身而不夠客觀。故此,我們不妨借鑑其他地區的抗災例子,看看能學到甚麼。

台灣常常面對地震和颱風的問題,有大量救災的案例。不過最近一件不幸的事件,倒不是在台灣本土發生,而是與日本早前的風災有關。情況大約是當關西機場以致那一帶地區出現問題後,台灣那邊有人批評台灣駐日本、特別是大阪的辦事處協助滯留當地的台灣人不力,結果大阪辦事處長蘇啟誠先生自殺輕生。

現在民進黨那邊強烈批評是大陸那邊發放假新聞,導致大阪辦事處要承受不必要的壓力;國民黨和其他在野黨則批評民進黨處理問題不力,結果令到本屬普通文官的辦事處職員要承受一切。

事件在台灣還在發酵中,有些細節也不是這篇文章要討論的。但最初風災過後,駐日代表謝長廷聲稱大阪和關西地區不在他的處理範圍內(後來是連北海道的地震也被他撇清),卻是典型的災後危機處理的失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關公災難」)。

副總統「離地」 水災外遊惹不滿

謝長廷說的可能是事實,而他這番話也很有可能是被親藍報章放大了(《聯合報》就比《自由時報》有更顯著的報道)。然而,對一般民眾來說,根本不可能知道政府內部的分工是怎樣的,只知謝長廷既是駐日代表,基本上就是台灣政府在當地最高級的官員。固然謝長廷要去日本,很可能是因為他與蔡英文不和而被外放,但民眾亦只會記得他本身就是民進黨的天王級人馬,現在又是民進黨當政,於是看起來他的話就像是既沒有同理心,亦只為卸責找藉口。亦難怪在野黨會以此大做文章。

其實,類似的情況,在台灣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如果我們把時間推前一點,8月尾時南台灣水災,但副總統陳建仁卻帶着全家人去了金門旅遊,亦是另一個典型的關公(關公真忙!)。老實說,副總統這職位本身就沒有實權,而除了有關梵蒂岡的外交事務會見到他的身影,因為他本身是聖大額我略教宗騎士團勳章爵士與耶路撒冷聖墓騎士,可以此身份謹見教宗,幫台灣做外交工作,但這位陳副總統似乎在台灣也沒有太多事可做,也難怪他忘了台灣水災。但政治有時就是這樣一回事,就算位高權不重,也不能令人覺得自己不知民間疾苦。

美國911 市長處理得宜成英雄

當然也不是所有民進黨人都如此不濟。現為總統府秘書長的陳菊,2016年還是高雄市長。當那年高雄美濃大地震發生時,她剛好正在飛往新西蘭途中,準備休假一周。但她一到達澳紐而得知高雄地震後,便立即取消休假兼程飛回台灣去了。老實說,她一來一回,黃金救災期當然已過。而這樣大型的天災,也是總統直接處理,不止是高雄市政府的事。但陳菊的迅速反應還是必要的,至少令人覺得她有關心情況,盡力幫手,不是事不關己,更不會覺得自己放假大過天。那次陳菊的反應,就算是藍營支持者亦有讚賞。

其實類似的正面反面例子還有很多(有些還事涉細節,例如救災不應穿皮鞋等),亦不限於台灣。天災確實是無法避免的,民眾也不是要求政治人物變成大羅金仙普渡眾生。但政治人物要怎樣把握分寸,就最考功夫。把握得好的,災難甚至可以是難得的機會令自己的聲望一飛沖天。

例如911雖然不是天災,但當時的紐約市長朱利亞尼災後處理得宜,就令他變成美國英雄。把握不好,卻也可以是致命的一擊,從此民望會一蹶不振無法恢復過來。例如小布殊民望的致命轉捩點是2005年颶風卡特里娜對新奧紐良(New Orleans)的破壞;陳水扁是八掌溪事件,馬英九是八八水災,兩次都賠上了行政院長(唐飛、劉兆玄二人因此呈辭),但兩黨民望還是從此由盛轉衰。

民眾冀共度時艱 高官勿事不關己

從這些例子可以歸納到甚麼教訓呢?筆者在此想到了幾項,可作拋磚引玉之用(因為應該還有很多教訓不及一一列舉)。首先,從政者當然要判斷災害危機有多嚴重,從而作出合適的應變。如果明明是罕有的災害,卻當成是普通的日常,甚麼都不作為,甚至神隱了或者去了旅遊,此人應該可以從此遠離政壇,免得害己害人。如果是相關的部門但主管卻失了蹤,更是大忌。例如災後交通大亂,負責運輸或交通的部長卻不見人影,正常情況下肯定非下台不可(不正常社會則另計)。

負責中央統籌的官員,就算自己的部門和救災無關(例如副總統),也不能令人覺得事不關己。說到底,其實民眾想要的,是官員的同理心而已。是否盡力與民眾共度時艱,還是離地萬丈無所作為,是可以在實踐中檢驗的。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164589/%E9%A2%A8%E7%81%BD%E5%96%84%E5%BE%8C%E8%80%83%E5%88%A4%E6%96%B7%20%E9%AB%98%E5%AE%98%E9%9C%80%E6%9C%89%E5%90%8C%E7%90%86%E5%BF%83


特朗普內政風波,無礙打貿戰

08/30/2018

 

評論版 2018/08/30

這陣子的國際新聞又再圍繞着美國來轉。除了貿易戰外,還有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曾經」的親信被定罪、參議院麥凱恩(John McCain)逝世後的風波等。

特朗普狂而不蠢 政策符共和黨

特朗普前競選團隊經理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逃稅及詐騙等8項罪成,是第一次有他身邊的人被起訴成功。而特朗普的前律師科恩(Michael Cohen)更間接指控特朗普指派他,在競選期間向疑似與特朗普有染的女性支付款項以阻止她們爆料(掩口費);如此事屬實,是嚴重的選舉問題。

大家關心的是,當先後兩名與特朗普有密切關聯的人物認罪,會否令特朗普身陷被司法起訴的危機?這又會否為共和黨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帶來影響?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先要了解,特朗普的行事作風實在和太多人不同,影響了我們的期望和觀感,故此恐怕不能以常理度之。在一般情況下,自己的親信被起訴成功,怎樣也會影響到當總統的本人。可是,或許我們本來就對特朗普沒有期望,於是反對他的人繼續反對,支持的人也沒有因此事動搖。

當然,更重要的是,雖然特朗普言行出位、瘋狂,常常令人十分厭惡,但他上任以來的政策基本都符合共和黨的一貫框架,令共和黨支持者能容忍他的瘋狂行徑(有些支持者可能本身也是這樣瘋狂的;特朗普就是他們的偶像了)。例如他忽然叫停國務卿訪北韓會談固然十分突兀,但他一直以來的現實外交政策,用美國的實力直接地迫使其他國家就範,跟從美國設下的框架,卻頗符合共和黨支持者的口味。

而且,特朗普雖然瘋狂,但並不愚蠢,有時甚至懂得在適當時候退讓不蠻幹。例如他和麥凱恩不和,天下皆知。在麥凱恩逝世後,特朗普最初只以Twitter發文而不出聲明悼念,甚至白宮在周一早上一度不再下半旗致哀,違反了美國政府機關會下半旗至死者葬禮的傳統,其實都很能表現到特朗普的瘋狂、甚至小人性格。然而,當公眾輿論接連批評特朗普欠缺尊重後,他就改變初衷,下令下半旗至周日葬禮完結,並發文告悼念麥凱恩。

被抨不尊重麥凱恩 特改弦更張

這似乎不是特朗普忽然良心發現,而是麥凱恩始終是共和黨的殿堂級人物,亦得民主黨人的尊重,更是軍人世家——麥凱恩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海軍四星上將,他自己亦是軍人;驅逐艦「麥凱恩號」就是以他們爺孫三代而命名。就算政見不同,始終還是同黨的,若基本禮數也不做,會把共和黨基本盤選民也激怒了,這似乎才是特朗普改弦更張的原因。由此看來,特朗普固然明顯是個人品格有問題,但政治上不是完全不敏感的人。

回看現時情況,他的親信問題會否令他身陷司法風暴,又會否影響中期選舉?就司法問題來說,暫時其實還未有直接證據可指控特朗普。科恩聲言是受參選人指使的供詞固然是第一次有證詞直接指向特朗普本人,但離開能檢控他還有一大段距離。

刑事檢控在位總統 暫未有先例

事實上,能否檢控在位總統是有法律爭議的。不過和一般人理解不同的是,美國的憲法,甚至法律都沒有直接寫明總統在位期間不能受刑事檢控;這只是司法部在1973年水門事件前後定下的內部政策而已。而上次克林頓(Bill Clinton)案件的檢察官最終只把證據寫成報告交給國會彈劾,卻沒有直接刑事檢控克林頓。所以到底能否刑事檢控在位總統,暫時未有先例可循。

特朗普「通俄門」一案的內容也和尼克遜(Richard Nixon)或者克林頓的案件差異太大,很難比擬。暫時來說,既沒有足夠證據起訴特朗普,事件亦未對共和黨帶來極大回響。親共和黨傳媒霍士新聞在科恩認罪的當天,並未作頭版報道,反而以一名非法移民殺人為頭版,就是一個例證。

至於中期選舉的結果,現在談論更是為時尚早。傳統上,美國民眾傾向政黨輪替,並不放心讓一個政黨同時掌控白宮和兩個國會太長時間。從這點看來,民主黨或能重奪眾議院的控制權。至於參議院的情況卻複雜得多。

貿戰兩黨共識 政黨輪替難大改

不同於眾議院每兩年就全面改選,參議院是每兩年改選大約三分一的席次,而每名議員任期則為6年。現時共和黨在參議院的100席中僅有51席的微弱優勢,可是這次改選的席次裏,卻有20多席原本是民主黨的。如果民主黨要奪取參議院,就要既保住這20多席的同時,再額外爭取多兩席,難度頗高(見圖)。

至少,近日的事件似乎不會有太大幫助,而順帶一提,麥凱恩留下的位置要到2020年才會補選,其間會由州長指派人員暫代。

如果希望美國這些政治事件或選舉能改變現時的貿易戰格局,恐怕難以如願以償。沒有了特朗普,美國的外交政策或許會少了些戲劇色彩,但現時的貿易戰大方向已成兩黨共識,不會因為誰人下台或政黨輪替而大改。這點我們要有現實的認識和準備。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欄名 : 中美博弈新時代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149554/%E9%99%B3%E6%88%90%E6%96%8C%20-%20%E7%89%B9%E6%9C%97%E6%99%AE%E5%85%A7%E6%94%BF%E9%A2%A8%E6%B3%A2%20%E7%84%A1%E7%A4%99%E6%89%93%E8%B2%BF%E6%88%B0?r=cpsdfb


特朗普以惡制惡 ,「做Deal」創外交成果

06/13/2018

 

評論版 2018/06/13

由歷史性的特金會、到G7峰會再到貿易戰,這陣子的國際新聞主角,非特朗普莫屬。

延伸共和黨政策 國與國對弈

這幾個月來,美國在國際上頻頻出擊,例如把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單方面撕毁與伊朗的核子協議、像開地圖炮般同時與中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打起貿易戰(G7峰會就有一張非常傳神的相片在網上瘋傳)、然後更和北韓的金正恩由隔空對罵,終峰迴路轉地在昨日(6月12日)於新加坡會面,締造歷史時刻。

香港傳媒普遍把特朗普當成是瘋子看待,覺得此人難以預測又不可理喻,甚至有評論者以此批評美國的政治制度。可是,細看當中的脈絡,特朗普現時的外交動作是否真的一無是處?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在察看特朗普的外交行為是否脫離常規,首先要明白美國,特別是共和黨的外交政策特徵。共和黨一直的外交政策,都傾向是「國際」(International)間的國與國對弈,而非認為那是處理「全球」(Global)共同的問題,意謂全球為一體,無分彼此(民主黨才是接近「全球」的一個)。

傳統上,共和黨自覺代表了美國的保守價值觀,在外交上亦較多現實主義的色彩。他們堅持國家主權的重要性,強調了國與國之間的對立。所以對他們來說,國際機構往往頂多只有工具意義,真正的對手或外交的着力點應該是其他國家。要不要把外交問題放在像聯合國般的國際機構討論,要和甚麼國家簽署條約,都看自己國家需要而定。

商人談判特色 權力運用極致

這是共和黨一直奉行的外交框架,也是為何近代共和黨籍的總統在外交上都總令人覺得相對霸道的原因。現在的美國外交行動多了特朗普的個人色彩,有人說是瘋子,但其實也可以說是商人談判的特色。特朗普早年有一本書叫《The Art of Deal》,本來是談論商業的,現已被人視為理解他外交政策的天書。

當特朗普剛上台時,大家習慣了奧巴馬式的政治框架,自然會對特朗普不以為然。但最近風向明顯改變,不止是大家開始習慣特朗普(有些人甚至開始崇拜他!),更是這幾年來全球大勢都變得愈來愈現實,民主退潮、強人當道,強調算計和權力。在這樣的潮流下,特朗普反而是當中的佼佼者,把權力運用到極致,切實執行了許多以往美國總統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特「以毒攻毒」 反制北韓善變

這樣來看北韓的情況,便會見到一些有趣的端倪。筆者去年便曾預測,只要特朗普緊隨共和黨一貫外交路綫,北韓問題不會惡化成另一次韓戰。有趣的是,這幾個月下來,這次峰會最終竟然做到北韓承諾朝鮮半島無核化、美國將向北韓提供安全保證,各方亦會共同努力在朝鮮半島建立持久穩定的和平政權,邁向終結韓戰,算是有所成就。

當然,北韓的反覆善變似乎是家訓,當年的金正日也曾作出很多和平和非核化的承諾,但最後都一一跳票。只是這次金正恩遇着的卻是同樣反覆善變的特朗普(甚至猶有過之),而現實上美國的實力確實比北韓強大得多(正如特朗普在推特說的,「我的核按鈕比你的大!」)。北韓能否從再度反口獲取更大利益,還是乖乖履行承諾才能得到獎賞,特朗普是否真的能「以毒攻毒」就要拭目以待。

又例如早前把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承認為以色列首都,固然會激怒巴勒斯坦和中東不少人,但同時亦可滿足不少共和黨的支持者,包括基要派信徒和不少在美國的猶太人,履行了他的選舉承諾。而此舉甚至有機會令以色列未來更願意接受美國的外交斡旋。

當然,這做法另一邊是犧牲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但既然過往美國一直的外交政策都未能打破以巴僵局,特朗普現在以他的狂人姿態一手蘿蔔給以色列,一手大棒給巴勒斯坦,至少是一個新的嘗試,看看能否迫使以巴雙方達至某些恐怖平衡,甚至以此進一步對付伊朗。

現實與商業談判 應用到外交

近半年來普朗普的位置似乎愈坐愈穩,甚至在國內外都多了一班支持者,認為他才能真正成就大事,甚至是以惡制惡的領袖。總之,美國現時的路綫其實未至於超脫了共和黨一直的外交框架,只是表現手段因特朗普的個人風格而和呈現了與以往不同的外表。不同意他的人以為是瘋子行徑,同意他的人卻只視之為把現實和商業談判(「做Deal」)應用到外交去。

不論是否同意共和黨這樣的價值觀,我們必須從這樣的框架看這次峰會甚至其他的外交政策(例如這裏未能分析的貿易戰),才更能明白內裏乾坤。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093367/%E7%89%B9%E6%9C%97%E6%99%AE%E4%BB%A5%E6%83%A1%E5%88%B6%E6%83%A1%20%E3%80%8C%E5%81%9ADeal%E3%80%8D%E5%89%B5%E5%A4%96%E4%BA%A4%E6%88%90%E6%9E%9C


馬哈蒂爾勝選,大馬真的變天?

05/11/2018

 

評論版 2018/05/11

馬來西亞在野「希望聯盟」剛在大選勝出,已高齡92的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又譯作馬哈迪、敦馬等)重作馮婦,將成為全球最年長的民選領袖,當中轉折有獨特之處值得我們參考借鏡。

經濟能手惟獨裁 馬人又愛又恨

這次的執政和反對陣營出現了大變動,當中最戲劇性的,莫過於曾經是馬來西亞執政最久總理的老馬華麗轉身成為反對陣營「希望聯盟」的領袖,挑戰長期執政的「國民陣綫」。對香港人來說,馬哈蒂爾最出名的時代,應該是90年代時和新加坡李光耀一同鼓吹「亞洲價值觀」,為威權甚至獨裁政體辯護,認為追求經濟增長而犧牲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是亞洲(或應該是東亞)文化,西方不應干預。

而在馬來西亞,馬哈蒂爾也確實是很多人又愛又恨的對象,因為在他任內,馬來西亞確實經濟發展迅速,但同時他也大幅收窄公民權利,又挑起很多族群間的鬥爭。

另外,他和安華(Anwar Ibrahim)之間的恩怨,亦很富戲劇性。在97至98年的金融風暴後,他與當時的副手安華反目成仇,甚至一度以雞姦罪令安華入獄,及後安華卻在過去十多年成了反對陣營的領袖,但一直未能成功令馬來西亞政黨輪替。然而,在過去幾年,安華二度被迫害入獄,但馬哈蒂爾亦對現任總理納吉布(Najib Razak)不滿,最終促成了安華與馬哈蒂爾之間和解。這次馬哈蒂爾成了希盟領袖,其中一個政治訴求,就是馬哈蒂爾只是過渡總理,成功變天的話會找方法特赦安華,讓安華繼任。如此歷時長久而波折的恩怨情仇,放眼全世界都很難找到類近的案例。

安華率反對派 未帶來政黨輪替

當然,如果只有這些背景的話,頂多就是比較特別的電視連續劇劇情,還不至於值得國際留意。然而,馬來西亞的政治狀況本來就有其獨特之處,是那種半威權半民主式的政體,既非第二或第三波的民主化國家,但又不完全是一般的獨裁政權。最特別的是,他們一直都有選舉,但公民權利卻有着諸多限制。特別是他們的族群問題,亦多為香港人熟悉,因為我們當中隨時就有不少親人或朋友是當地華僑或與之有關。

馬來西亞長期由馬來人統治,多為支持巫統這個政黨(也是國陣內的主要政黨),亦因此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從未試過政黨輪替。一直以來,當地的反對陣營分分合合,合縱連橫,亦明知要改變就必須得到大多數的馬來人支持,造成所謂的「馬來海嘯」,但就是沒法成功。

當年安華與馬哈蒂爾決裂並蒙冤入獄再轉化成反對派領袖後,近幾屆大選雙方陣營確實已經愈來愈接近,上屆(2013年)反對派的得票甚至多過國陣,但因為選區劃分還有一些疑似選舉舞弊問題,令國陣得以繼續執政。及後安華二度入獄而反對陣營分裂,令人以為國陣能輕鬆繼續獨大。然而,馬哈蒂爾這個政治強人復出並投入反對陣營,卻令一切出現重大變化。

事實上,他的改變,最初亦令一些反對派的支持者無法適應,畢竟這些支持者都曾經以馬哈蒂爾為他們反對的對象(打個不完全恰當的比喻,我們能想像有一天黃之鋒、梁天琦等人和梁振英一起並肩作戰嗎?)。

獨裁者聯合反對派 改變歷史

然而,馬哈蒂爾卻也真的為反對陣營增加不少馬來人的選票,畢竟對很多老一輩的馬來人來說,馬哈蒂爾就是改善了他們生活的領袖。今次選舉,不少傳統國陣的票倉都成了反對陣營的囊中物,最終希盟在聯邦下議院超過半數(即超過112席)成為多數派,終結了國陣61年來的統治。

當然,這次馬來西亞的變天,也可以說只是一小步的變天,甚至或者不算是正式的政黨輪替,而只是在前獨裁者Vs獨裁政黨的對決中,由前者勝出。如果不是老馬年紀這麼大,以他的往績,恐怕反對陣營亦不敢和他結盟。

對馬來西亞來說,變天後老馬是否會守諾,又或者就算安華成功接任總理,馬來西亞的政治和社會能否變得更好(例如族群間的衝突能否減少甚至消弭),都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

然而,對國際來說,這次選舉結果卻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讓人見到原來即使是在半威權的體制內,反對派還是能有反抗甚至變天的空間。而這種與昔日體制內的一代梟雄合作,固然會引來很多激進的反對派支持者非議,但從後果看來,似乎亦見合理,這也是值得大家思考和借鏡之處。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070430/%E9%A6%AC%E5%93%88%E8%92%82%E7%88%BE%E5%8B%9D%E9%81%B8%20%E5%A4%A7%E9%A6%AC%E7%9C%9F%E7%9A%84%E8%AE%8A%E5%A4%A9%EF%BC%9F


泛民補選得票降,全球民主退潮

03/21/2018

 

評論版 2018/03/21

上周日(3月11日)補選結果出爐後已有很多「賽後分析」,特別是九西選區的結果有點出乎意料之外,更是大家討論的重點。不少數據分析着重各候選人在不同票站的得票,並且以此推論如此選舉結果的原因。

筆者不是處理數據的專家,不敢對出爐數字太多班門弄斧。不過,選舉結果出爐初期,有些所謂的「數據分析」似乎只是為了作者的政治立場和取向而「度身訂造」的,由把結果諉過於其他政黨(或其支持者)到把矛頭指向特定族群,都像是「先射箭再畫靶」,先預設結論再找相關數據來自圓其說。幸而坊間已有不少更優質討論,嘗試把當中的預設問題糾正。

泛民失利 非別人贏是自己輸

或許,我們可站更後一點,先看看大家相對一致同意的現象,再談談背後的價值問題。如何理解那些得票數字是一回事,但各方都同意的是,這次選舉,明顯地泛民候選人的得票全都大幅下降,反而建制候選人的得票跌幅相對較少,在九西可算是沒有跌幅甚至有輕微進帳(視乎我們用怎樣的基數來比較)。

這種不是別人贏而是自己輸的情況,有點像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那時共和黨特朗普在關鍵州份也是沒有明顯選票增長,但是民主黨希拉莉卻是大跌票(例如在威斯康星州,對比起2012年,共和黨在2016年只少了大約4,000票,但民主黨足足跌了20多萬票!)。

新興民主國不穩 美英亦出異狀

當不少支持者都視特朗普壞得不可思議,又或者都視建制派為投共甚至賣港分子,但自己卻又竟然少了那麼多票時,就必須留意一下會否有些價值是大家都忽略了的。事實上,把這些價值問題放在全球的框架下來看,或者會開始見到一定的模式。

例如這幾年愈來愈多人討論全球的民主退潮:自茉莉花革命後,這幾年有些新興民主國家不甚穩定,甚至倒退回威權或獨栽政體;西方較有民主傳統的國家亦似乎不斷有些奇怪的狀況(英國公投意外脫歐、特朗普當選等)。而近年也有開始有些人視另外一些威權政治模式比民主更好(有時他們會稱之為賢能政治Meritocracy)。

鐘擺效應 選民回到保守思潮

除了民主退潮外,這幾年的鐘擺也回到了保守思潮那一邊,這點在美國特別明顯,因為美國人比較習慣在保守的共和黨與自由的民主黨之間搖擺,不讓一邊長期獨大。香港的情況則比較特殊,某程度上本來就是保守思想長期獨大。但保守的思想可以有很多面向,很視乎那地區本來有甚麼已行之有效的習慣或價值。

不過,在這裏想特別提到的保守思想,不一定是那些政治研究內的特定意思,而是很字面地理解,保守的優點就是不會冒進而放棄了本來已有的美好價值,但壞處當然也就是不思進取,甚至因循守舊不肯改正。這樣的保守,某程度上也是人的天性,有時甚至會蓋過一些重要價值。

某程度上,保守的習慣和民主退潮不一定有關(在民主行之有效成為保守價值的地方,甚至可以有所衝突),只是現實上,我們似乎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頂多只是這些思潮在各地區的影響力不同,而且各地區也有其特殊的情況要面對,不一而足。

DQ難入屋 谷經濟更易受落?

這樣看來,似乎不難明白,為何好像爭取民主、反DQ這些議題好像不能入屋,反而一些諸如繁榮穩定、增進經濟之類的講法更為受落,或至少沒有把原有的支持者趕走。從這角度看,或者應該用保守的價值來參選才是近年大勢所趨(馬來西亞的反對派在今年的大選便有這樣的轉向,竟然由馬哈蒂爾領軍。未來我會詳加討論這個特別的例子)。

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明白,盡管不少哲學家或政治學者想找到一種最基本的固守價值(Intrinsic Value),但人們在實踐上很多時都有多元的價值想要持守和宣揚。在這意義下,保守的思潮是一時的,與其勉強自己去推動一些自己不相信的東西,倒不如以守代攻,等待時間證明自己所相信的價值才是對的,或至少是值得持守的。

最後要一提的是,如果真的相信保守,就應該保守到底,太激烈的政治動作,甚至上綱上綫去找一些別人的片言隻語去做政治攻擊,其實都不合乎保守思想的特性。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034489/%E6%B3%9B%E6%B0%91%E8%A3%9C%E9%81%B8%E5%BE%97%E7%A5%A8%E9%99%8D%20%E5%85%A8%E7%90%83%E6%B0%91%E4%B8%BB%E9%80%80%E6%BD%AE


台灣藍綠交替,新興民主經得起折騰

02/03/2018

台灣藍綠交替 新興民主經得起折騰

評論版 2018/02/03

早陣子台灣有一件頗為轟動的新聞,香港這邊不太多人提及,就是勞基法修正爭議。當然,勞基法本身有很多技術細節,不是台灣人的話未必能了解。

不過,由修法衍生而來的社會抗爭,卻值得我們好好思考,這幾年來台灣遇上的各項政治爭議,對民主體制有甚麼影響。

在立法院內,基本上所有在野黨都反對修法,但行動上最激烈反抗的,則是一些勞工團體和時代力量。時代力量不止參與勞工團體在台北車站周邊的遊行抗議,亦為了要杯葛勞基法修法,時代力量的立委破壞了立法院議場的門,並用鐵鏈將自己反鎖議場,後來亦集體到總統府前靜坐絕食和警察對峙。

時代力量抗爭 綠營決裂戲碼

時代力量是由太陽花學運起家,當中不少骨幹分子,當年都是太陽花學運或者反國民黨政府的主力,一直都被歸納為綠營。時力這次有些行動似在複製當年太陽花學運衝擊各政府機關的做法,但對象卻已換成蔡英文政府,上演了綠營決裂的戲碼。或許這也是社會慢慢進步的象徵,令人明白不是靠一人或一黨的魅力,就可以斷定社會政策的對錯;不能凡是民進黨都是對的。

這也看到蔡英文的聲望自當上總統後開始下降。年輕一輩對蔡英文的印象,都是由過去幾年與馬英九對比而開始的。對他們來說,馬英九就是無能與保守的國民黨的代表,而蔡英文則是如日方中的政治明星,她在2012年敗選時說,未來4年要走完最後一里路,到2016年真的勝出把這一里路走完,都感動了不少新生代。不過,她當上總統後的作為,令很多學生輩的人(當然有些已經畢業)愈來愈困惑和心灰意冷。

其實這現象是否似曾相識?十年前的馬英九,聲望最高時比2016年的蔡英文更高(大家不妨把2008年的馬英九得票765萬票,與2016年的蔡英文得689萬票比較)。當年反扁的紅衫軍,聲勢甚至比太陽花學運更浩大。如果依循台灣歷史一直讀上去,也可以看到陳水扁當年為台灣爭取民主受過的苦難,雖然未必是犧牲最多的一個,但也付出了不少代價;有民眾一直支持他,並非無因。只是後來他的貪贓枉法不但讓自己身敗名裂,也差點賠上了民進黨。

泰國土耳其 倒退回威權政治

台灣的政治發展史,就是這樣一頁接一頁的迂迴前進,但又跨過了很多危機,然後從錯誤中學習變得更好。要知道,不少新興民主地區都不太經得起折騰,很容易倒退回威權政治,例如泰國便在不斷的紅黃衫交替示威裏引致軍方再次干政;土耳其也在前年政變後人權大幅倒退。台灣有能力在90年代時由威權政府和平地過渡成民主政府(國民黨也是少數能由獨裁轉型為選舉的政黨),然後這20多年來經歷了一些可能對政治體制有重大衝擊的社會事件(紅衫軍、太陽花學運)但還能安然無恙,算是新興民主地區中罕見地平穩發展的例子。

雖然台灣政制至今算是穩步上揚,但20多年的時間,對人生而言或者已經很長(人生能有多少個十年?),但治亂興衰往往要百年以上才見端倪,這也是歷史循環和個人感受可以很不一樣的地方。見到台灣的一些政策或政治人物的不是,未必代表制度有問題,可以把有問題的人拉下來換人做做看,反而更顯此制度之可貴。不過,另一方面,如果制度本身已經能有這種容許改錯的民主機制的話,動輒用體制以外的激烈抗爭手法去滿足訴求,卻也是很危險的舉動,隨時會令到社會倒退回威權或以武力為依歸的不文明狀態。這是要小心拿揑的。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欄名 : 新銳新論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004857/%E9%99%B3%E6%88%90%E6%96%8C%20-%20%E5%8F%B0%E7%81%A3%E8%97%8D%E7%B6%A0%E4%BA%A4%E6%9B%BF%20%E6%96%B0%E8%88%88%E6%B0%91%E4%B8%BB%E7%B6%93%E5%BE%97%E8%B5%B7%E6%8A%98%E9%A8%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