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仁天皇在4月30日退位，結束長達三十年的平成時代。由5月1日開始，就是德仁天皇的令和時代了。
理論上，別國更換元首（而且是虛位元首，沒任何實際政治權力），跟香港完全無關。可是，香港不少朋友紛紛飛去日本，感受這個時代的轉變。打鐵趁熱，我們不妨乘着這個熱潮，當大家都在討論關於日本天皇的種種事迹和資料的時候，補上一筆，繼續談論與之相關的日本憲法與和平主義。
明仁天皇 彰憲法和平主義
天皇變了虛位元首，正是由這部1947年的日本憲法所定的。這樣的改變，當然與二次大戰有關。不過由1947年到現在，這樣的規劃似乎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特別是剛卸任的明仁天皇，言必及維護憲法與和平。另外，明仁一直未曾到過惡名昭彰的靖國神社參拜或獻祭，這點和歷代不少首相的作為不同，甚至曾令得靖國神社的負責人為此口出怨言而丟官。
某程度上，明仁把天皇的象徵性地位和憲法的和平主旨緊密連結起來，既提升了天皇的高度，亦豐富了憲法的涵意，讓和平主義在日本有更強的根基。
說起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其最前衞的地方，是第九條訂明日本國家永遠放棄以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並為此而放棄擁有軍隊。
廢除軍隊棄交戰 人類和平進程
第九條屬於憲法的第二章，此章只得此一條條款，放於第一章（即憲法第一至第八條）關於天皇地位之後，可見其重要性。如果只抽空地看，放棄軍隊和交戰權固然貌似激進，但當我們從整個國際政治框架的歷史進程來看，其實又不至於天馬行空或者無中生有。
事實上，當我們掛在口邊說生日願望是世界和平的時候，很多時已是不自覺地用上了近於這類和平主義的想法。在這意義上的和平主義，不會有太大爭議。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特別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持保留和批判態度，並因此而廢除軍隊和否定交戰權。
有些人以為，日本憲法廢除軍隊的條款，只是美國二戰後強加給日本的措施，沒有甚麼理論基礎可言。可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國際關係歷史，在政治哲學上，二百多年前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已有談論廢除軍備和戰爭；國際政治上，由1899和1907年的兩次海牙和平會議，到之後的國際聯盟、聯合國等等國際組織的設立，都有向着這樣的和平方向邁進。
當然，歷史的進程有起有跌，好像建設國際聯盟的努力便因為二戰的出現而完全失敗。至於聯合國，雖然也是褒貶不一，但總體情況比國際聯盟較好，至少維持了七十多年。
另外，世界對於戰爭的理解也在這百多年來有所進步，例如我們再也不接受為了擴張殖民地而來的戰爭，亦不會視爭奪資源或者宗教衝突為發動戰爭的正確理由。很多以往殘酷的戰爭行為，今日都在國際法當中受到明文禁止，這些都是人類共同努力之下的進步。
至於自衞戰爭這個理由，只是這百多年左右才一躍成為主流意見。查看歷史文件，以往大部分時間，自衞都不是人們發動戰爭的原因（或藉口）。而現代除了國與國的戰爭外，種族屠殺、恐怖襲擊等等也是威脅人類安全的問題。
恐襲須嚴懲 自衞戰爭待商榷
看看早前新西蘭對伊斯蘭教徒的槍殺案，或者斯里蘭卡復活節期間對基督徒的連環恐襲案，都是令人髮指的行為，必須加以制止和懲罰元兇。不過，這不只是個別國家的問題，必須要有國際的共識和通力合作才能解決，國家軍隊和戰爭反而不是保障大家的必要或充分條件了。
從這樣的國際框架看日本憲法的設計，才能理解為何會出現諸如憲法前言和第九條那樣的寫法。這種設計是伴隨着聯合國的成立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出現而來的，方向是希望避免用戰爭方式解決國與國的爭執，同時把自衞權放到國際條約和機構而不是個別國家的軍隊當中。
誠然，這樣的設計未臻完美，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例如日本憲法、自衞隊與安保條約三者的關係便需要進一步處理。然而，這不是一個純粹異想天開的設計，更不只是戰敗國被限制主權的問題，而是要糾正用戰爭處理國際衝突的野蠻狀態。
當新舊兩天皇都誓言維護和平，如果有人要修憲改變現狀，便需要說服大家，為何容許日本再次擁有軍隊，會是對整個國際和平框架更好的選擇，而不只是為了滿足某些人的慾望而來的倒退改動。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欄名 : 大國博弈
評論版 20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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