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成斌 (浸大宗哲系助理教授、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面對嚴重的武漢肺炎疫情，香港政府不少政策似乎都進退失據，延續著由去年六月爆發反逃犯條例抗爭而來的管治失效。在過去一星期，市民最關注的事情，除了搜購口罩外，就是為了政府不肯封關而導致醫護界的罷工。罷工可說是雙刃劍，當中有著不少道德爭議。社會上固然有些聲音反對罷工，但有更很多的人同情並支持醫護界罷工背後的訴求。這些支持的人當中，不乏各界的專業人士。儘管罷工在週五過後暫時停止，但既然疫情恐怕會持續一段時間，那麼我們還是要思考各種防疫和罷工背後的政治道德難題。在這方面，哲學和倫理學不應在社會的討論中缺席，因此有本文的出現，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這裡容許我先談一些倫理學的基礎。這幾年來，或許因為米高‧桑德爾 (Michael Sandel) 在網上的公開課及其後出版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大受歡迎的關係，那個名為「電車難題」(Trolley Car Problem) 的思想實驗變得家傳戶曉。不少哲學教授 (包括桑德爾) 在一些初階的倫理學課程中，都會用到電車難題來介紹不同的道德理論的分別，而在這確實是挺有效的教學方法。然而，這個要不要「殺一救五」的思想實驗最初在1967年被哲學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提出的時候，原意之一是討論雙重效應原則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可以但不一定要涉及諸如效益主義或康德義務論之類的道德理論。更重要的是，在遇上一些道德衝突或難題的時候，我們要怎樣權衡輕重？在處理雙重效應或者廣義的道德困境的時候，是不應該用一刀切或簡單的黑白二分思維去解決問題的。電車難題或類似的思想實驗，就是要讓我們理解道德抉擇背後複雜的理由。
以上這些思想實驗或者道德理論的討論，或許一般人會覺得「離地」或不關自己的事，但現實上，特別是在公共衛生的事務上，我們絕對有機會遇到類似的道德困境。事實上，公共衛生問題本身不只是與醫療相關，亦涉及人民的生活、社會的情況、及政府的政策等等，是跨學科的議題，倫理學自然也在當中有一定的角色。現在香港面對的防疫以至於醫護或其他行業罷工的問題，都可以歸類做道德困境的抉擇，並且與以上這些電車難題或其他的道德困境一樣，有些雙重效應或者道德衝突要考慮。
我們先從反對罷工 (特別是醫護界別的罷工) 的理由談起。反對醫護罷工的人，會聲稱醫護人員照顧病人是其「天職」，罷工是絕對錯誤，更甚者有人說罷工的醫護是「逃兵」又說要「處決」他們，不一而足。這樣的言論，其實網上已有很多人駁斥，例如事實上罷工是《基本法》保障的權利，亦看不出有甚麼工作是不能以罷工作為手段去爭取更重要的事情。這樣反罷工的言論本來只是很懶散的思考，甚至只是所謂的道德勒索，不值一晒。然而，這裡更值得留意的是，這種思維完全停留在頗為粗糙的直線式思維，既不看後果，亦離義務論甚遠，只是覺得「總之」醫護就不能罷工，卻完全無視了背後各種深層次的道德考慮。當這種「總之」式的思維遇上了防疫政策問題時，便顯得非常蒼白無力。
要知道，這次醫護罷工背後的原因，是如果武漢肺炎一旦在社區爆發，抗疫會是一場硬仗，現有的醫療裝備和隔離病房數目未必足夠應付。事實上，香港現在連口罩也不夠，弄得人心惶惶，而政府對此並沒有有效的回應措拖。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少公共衛生專家都建議必須「封關」(亦即不讓從疫區而來的外來人士入境，不是指把關口物理地鎖上) ，以隔斷病毒的傳播鏈。固然，封關是否真的如此可行，未必是一般人能夠隨便斷定；但觀乎從香港到世界不少專家都有類似的建議，加上很多地區亦已採取如此措拖來堵截病毒傳播，香港政府遲遲不肯封關，實在完全說不過去。也難怪大家對政府怨聲載道，不是說政府有陰謀想害死香港人，就是說政府做不到實事 (俗語說的「很廢」)。
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去衡量罷工的輕重才有意義。有趣的是，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反對罷工的人，當被問到對封關的看法時，一般都是支持封關的。例如在一段廣被藍絲群組瘋傳的訪問中，受訪者反對罷工，但亦說自己支持封關，只是再加上諸如「我不是政治專家，不懂政治」、「不要把政治話題滲進來」之類的辯解，彷彿無知 (至少是對政治無知) 可以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理由去證成 (Justify) 她的立場。可是，這樣不肯去辨別細節的態度，是思考上的懶惰，本身就頗不道德，至少不能由此去得到她 (們) 想要的結論。
另一方面，當我們更著眼現時政府和制度的問題，就會見到這次防疫的荒腔走板，其實並不是偶然出現的政策失誤，而是政府和社會長期累積下來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已經滲入到各行各業之中，不獨只有醫護界別受害。這也解釋了為何這個星期會有一群跨界別跨政治光譜的專業組織及人士公開聯署，信中呼籲政府要專重民意去推行政策，既有提及支持醫護罷工、同意立即全面封關、理應嚴懲失實申報等針對疫情的措拖，亦特別指出政府和社會一些人應該停止惡意中傷別人，以及必須尊重專業判斷等等廣義地影響所有界別的訴求。聯署在短短一天內有四十多個團體和超過十一萬人聯署，遍及商界、旅遊、教育、金融、會計、法律、工程等界別，可見人同此心，對於政府由去年六月爆發反逃犯條例至今面對疫情的種種管治失效，實在無法忍受。
可能有人會覺得，人們不應事事都「針對」政府。然而，天災與政策失效 (人禍) 的關係，其實在政治道德哲學和社會科學等層面都已有廣泛的討論和共識。例如近日不少論者都有談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 對飢荒與民主的研究。他的主張是飢荒出現的主因不是糧食匱乏，而是資訊自由不足，令得糧食無法有效分配到有需要的災民手上。而一般情況下，有民主制度的地方比起獨裁社會更能確保資訊自由，例如在民主制度下，相對比較不會把說真話的醫生當做成造謠者去處理，又或者就算政府想這樣做，民間或不同政黨都會對政府有所制衡。觀乎這次武漢肺炎的爆發，還有近日香港人搶口罩的情況，自然令得大家對資訊自由甚至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心有戚戚然。
除了經濟學上的貢獻外，森近年來對正義觀念的哲學思考，亦值得在此討論。他提出「比較式正義觀」（Comparative Approach to Justice），指出即使我們不懂何謂完美的正義制度，我們還是可以比較不同的選項，從而避免較不正義的情況。把這些概念應用在現時的情況，正如上述的聯署信所說的，現在的政府不尊重專業，在防疫如封關或搜購口罩等問題上毫無章法，甚至像鬥氣似的胡亂推行政策，例如由最初的不封關到只封幾個關口，再到現在不知是否真的在強制檢疫。政府實在應該回歸專業判斷，不能太過自以為是。而在現時的政制下，特首明顯不向市民問責，市民亦無法透過正常途徑如和平示威或議會彈劾來阻止特首倒行逆施，變相令得特首及政府政策越來越橫行無忌。民主雖然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在比較之下，我們更應該避免這種不尊重專業和不向市民問責的制度的。
由此看來，不論是醫護界還是其他界別的罷工，甚至是這大半年來的投爭，本質上都是針對現時種種不義的怒吼。我們必須要深入討論當中的政治困境，才能判斷到罷工的優劣之處。事實上，週五醫護工會經投票後宣佈復工，正正表明了大家都知道罷工是手段不是目的，政府不尊重專業胡作非為而制度又沒有制衡方法，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這問題正是從防疫到罷工的真正政治難題，值得我們集思廣益，積極尋找解決之道。
《明報》世紀．星期三專題。2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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