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嘅私隱倫理問題

宜家嘅科技日新月異，為人類帶嚟唔少方便，但係都帶畀我地好多道德倫理嘅問題。例如係疫情下，我地要保持社交距離，唔可以有太多面對面既接觸，於是有段時間我地全部要改做網上上堂，但咁樣就令到我地要考慮好多私隱問題，例如會唔會屋企環境唔適宜長期上網，或者自己屋企有啲地方唔方便暴露係鏡頭前面。又例如為咗控制疫情，世界各地都已經用緊唔同既「接觸史追蹤技術」嘅電話/電腦軟件 (contacting tracing app)。呢啲追蹤軟件，係技術方面，只係用緊一啲簡單藍牙技術，根本唔難做到；真正難處理嘅，係背後嘅私隱同安全問題。公共衛生專家認為，追蹤病患接觸史係有效控制病毒傳播嘅重要方法。不過，唔少人就覺得呢啲app 侵犯用戶私隱甚至影響自身嘅安全保障，因為我地不自願咁樣受到呢啲科技既監控，當技術落係不法份子手上，就會好影響我地嘅生活甚至安全。呢啲就係涉及倫理學嘅問題了。

咁，其實乜野係私隱？我地又點解要擔心私隱嘅倫理問題呢？如果照字面解，「私隱」未必有單一嘅意思，係一組家族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 概念嘅組合，應用上可以包含好多唔同嘅內容，例如與公共對立嘅私人領域、私人嘅空間不受侵犯、個人資料嘅保密、甚至係涉及個人人格 (personhood)、親密關係 (intimacy) 等等。有啲資料我地覺得係秘密唔想畀人知；有啲資料甚至唔係啲乜野秘密，只係我地一般唔會週圍同人講，會選擇性咁只係同自己親近嘅人分享，呢啲都可以話係私隱。理論上，既然我地既個人資料都係可以選擇性咁同人分享，咁私隱又好似唔係咁絕對嘅。又，係某啲情況下，其實一定嘅監控似乎都係需要㗎喎。有冇道德問題，就要視乎情況而定；例如為咗唔畀可疑嘅人走入自己住嘅大廈，咁大閘有閉路鏡頭似乎無可厚非；但如果話為了安全去到連廁所都裝鏡頭，就唔可以接受。

係一啲情況下，當我地將侵犯私隱視為錯誤嘅行為，其實本身已經等於視私隱嘅議題為重要嘅倫理問題。咁樣嘅思路，可以再分為兩種；一種係重視私隱嘅工具價值，認為私隱會帶來其他很重要嘅後果。另一種係直接認為私隱本身就係很根本嘅價值，因此不能侵犯。有些人甚至會把私隱視為權利或者人權，亦即係話，私隱不只係法律權利，同時亦都係道德權利，大家都有道德責任尊重同埋保障每個人嘅私隱不被侵犯。呢啲都係討論私隱倫理問題時嘅一些基本進路或者前設。

哲學內確實有好多私隱道德問題嘅討論，呢度講講其中兩樣特別嘅想法介紹畀大家。就上面提到嘅私隱權利問題，上年紀七十年代曾經係美國牽起過一番熱烈討論。當中主要嘅爭議係，到底係唔係真係有一種叫私隱嘅基本道德權利，定係其實只係一堆不同權益集結而成嘅籠統稱呼。哲學家 Judith Thomson就係認為私隱唔係一種單一的道德權利。侵犯私隱嘅不道德，其實不在於違反咗私隱權利，而係因為呢啲行為本身違反一堆其他好重要的道德權利，例如自由權利、私有財產權利等等，而所謂侵犯私隱權，就係呢堆權利嘅集合。

另一個近年熱門嘅爭議，係關於到底所謂「控制」(Control) 定係「讀取」(Access) 嘅說法更能解釋咩野叫做侵犯咗私隱，並且噉樣又有乜野道德問題。過去嘅主流似乎係以控制呢個說法為主，但近年都多咗哲學家支持讀取嘅講法。呢個分類有點複雜，但可以用一個例子去理解。例如某一日我去完一間Café ，離開咗一個鐘頭之後，先發現漏咗本手寫嘅日記係嗰度。我返去想攞返嘅時候，發現本日記已經唔係枱上，而係店內職員收埋咗等我返黎攞。支持讀取說法嘅人會認為，係呢個鐘頭內，我係失去咗對日記，特別係裡面內容嘅控制。但係，只要店裡面根本冇人偷睇過我本日記 (即係沒有「讀取」)，咁樣似乎並不算係侵犯我嘅私隱。呢個想法其實係想話，很多時我們以為私隱被侵犯，係源於資料被別人獲得或者控制；但其實真正嘅問題應該係資料在沒有我嘅同意下被讀取。同私隱權利嘅討論一樣，呢個讀取說法，有助我地𨤸清討論私隱道德問題時要留意到嘅重點和思考方向。例如當我地好擔心有些軟件會自動攞到我地一啲資料嘅時候，我地要擔心既其實唔係啲資料點樣被呢啲軟件攞到，而係攞到之後點樣讀取、攞黎點用，等等。而當中係唔係牽涉到侵犯了各種乜嘢嘅權利，亦都值得我地細心研究。

References:

Macnish, Kevin. 2018.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Why Defining Privacy Matters in a Post-Snowden World."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35 (2):417-432.

Thomson, Judith Jarvis. 1975. “The Right to Privac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4 (4):295-314.

《迴響》第十七期，頁27-28，2021年12月。

是誰把WHO高度政治化？

原題：世衛的政治與道德價值

作者：陳成斌 (浸大宗哲系助理教授)

世界衛生組織 (世衛) 這幾個月來在處理疫情的問題上飽受批評。除了其後知後覺的態度間接令到疫症全球漫延外，總幹事譚德塞和一些世衛職員的表現，更是為人詬病。對於被指偏幫中國大陸，只識跟足其官方講法的指控，譚德塞的回應卻是認為別人「歧視」他是非洲裔，更點名批評台灣當局攻擊他。他亦聲稱自己只專注人道救援與防疫，並不懂搞政治。他這樣的辯解說得過去嗎？

如果要明白和改善世衛的問題，或者要先由它在國際關係的特質說起。在全球一體化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很難完全遺世獨立，如果各國不想戰爭，可以如何和平共處？這裡可以借用哲學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論》當中提到的三種方法去說明。第一種是國家之間簽訂條約，共同承諾一些目標。第二種方法是國家之間建立一些聯盟，在某些議題和情況下全方位合作。最後一種方法是各國合併成更大的國家，當全世界都加入時，就是一個世界級的政府。

有些人對聯合國或者世衛有錯誤的期望，以為這些國際組織是第三種方法的產物，擁有接近甚至超越國家主權的權力。然而事實上，它們是更接近第二種方法的產物，亦即只是由國家主導建立的組織，本身並沒有太多實質的權力，只能作為各國外交角力的平台。由這個角度出發，就會明白世衛這類國際組織，在政治運作上，只是國家的附庸，不少政策都有政治角力和利益的計算在當中；而如果沒有當地政府的首肯和配合，這類國際組織在那地方便會寸步難行。例如美國共和黨及其支持者，便傾向認為這些國際組織只是沒用的紙老虎，情願用第一種方法，即直接進行國與國的磋商和簽訂條約。特朗普對世衛的批評，某程度上也是基於這樣的背景。正是由於世衛本身就是國際政治的產物，因此譚德塞對世衛「非政治化」的辯解，本質上就是不設實際的幻想。

誠然，說世衛「非政治化」，在另一些層面上是說得通的，但不能是譚得塞那樣的詮釋。雖然世衛這類國際組織在政治運作上功能不彰，但在普世價值的層面，卻有一定的意義。世衛的憲章寫明，健康不只是消除疾病，更是要推動每個人的身心而至於他們在社會的福祉。世衛亦表明享受最高而能獲致之健康標準，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論是人類的福祉或者基本權利，都是很重要的道德價值。由此可見，處理公共衛生問題是不可能不顧及道德價值，試圖把倫理關懷邊緣化是有違公共衛生原則的。

當不同的價值能達至不同的良好後果，而我們必須從中作出取捨時，到底應該如何作出選擇，就有賴大眾在公共理性的基礎下好好辯論。例如防疫隔離與人身自由之間的取捨，侵犯私隱的緊急公共衛生措拖應該維持多久等等，都有賴不同的專家和眾人的討論以尋求共識。在這些問題上，有一個跨越各地的平台，用作討論這些公共衛生價值與政策，確實是有其存在的必要。

然而，從價值層面的考慮看來，現時世衛是運作得頗為步履蹣跚的。其中一個嚴重問題是，世衛雖然在名稱中包括了「世界」二字，但正如上文所說，現實上是國家之間的政治角力場所，不是真的以人為當中的基本單位。這種價值上以人為本但實質政治運作上以國為本的落差，可說是世衛功能不彰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而正正因為當中是涉及國際政治的角力，隨時可以反過來令得一些地方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去處理當中的政治而非公共衛生問題。

例如早前香港電台電視部 (港台)記者訪問世衛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問到台灣資格的問題時，沃德似乎在迴避問題，先聲稱聽不到記者提問，然後中止了通話 (之後辯稱是網絡訊號問題)。此事在香港引起了軒然大波，港府不斷以有違「一中原則」來狙擊港台及其記者，至今事件未有平息跡象。香港的言論自由問題值得另外撰文詳談，這裡提及此例子，是要說明如果世衛真的純然是以人為本的組織，根本無需對這些國際政治問題如此著緊。正正是因為世衛的高度政治化，才會衍生出如此荒謬的一幕，然後變成了香港傳媒的言論自由問題。

總括來說，世衛確實應該用作討論公共衛生價值與政策的平台，而不應是各國利益計算的場所。然而，亦正是因為譚得塞而至於各國把世衛高度政治化，令得世衛無法做到以人為本。譚得塞辯稱自己不搞政治，恐怕與事實不符。

台灣蘋果日報，4月10日。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410/W5FFTQAJLN2ZEROVH4K34AFQCQ/

 

 

 

 

從防疫到罷工的政治道德難題

作者：陳成斌 (浸大宗哲系助理教授、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面對嚴重的武漢肺炎疫情，香港政府不少政策似乎都進退失據，延續著由去年六月爆發反逃犯條例抗爭而來的管治失效。在過去一星期，市民最關注的事情，除了搜購口罩外，就是為了政府不肯封關而導致醫護界的罷工。罷工可說是雙刃劍，當中有著不少道德爭議。社會上固然有些聲音反對罷工，但有更很多的人同情並支持醫護界罷工背後的訴求。這些支持的人當中，不乏各界的專業人士。儘管罷工在週五過後暫時停止，但既然疫情恐怕會持續一段時間，那麼我們還是要思考各種防疫和罷工背後的政治道德難題。在這方面，哲學和倫理學不應在社會的討論中缺席，因此有本文的出現，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這裡容許我先談一些倫理學的基礎。這幾年來，或許因為米高‧桑德爾 (Michael Sandel) 在網上的公開課及其後出版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大受歡迎的關係，那個名為「電車難題」(Trolley Car Problem) 的思想實驗變得家傳戶曉。不少哲學教授 (包括桑德爾) 在一些初階的倫理學課程中，都會用到電車難題來介紹不同的道德理論的分別，而在這確實是挺有效的教學方法。然而，這個要不要「殺一救五」的思想實驗最初在1967年被哲學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提出的時候，原意之一是討論雙重效應原則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可以但不一定要涉及諸如效益主義或康德義務論之類的道德理論。更重要的是，在遇上一些道德衝突或難題的時候，我們要怎樣權衡輕重？在處理雙重效應或者廣義的道德困境的時候，是不應該用一刀切或簡單的黑白二分思維去解決問題的。電車難題或類似的思想實驗，就是要讓我們理解道德抉擇背後複雜的理由。

以上這些思想實驗或者道德理論的討論，或許一般人會覺得「離地」或不關自己的事，但現實上，特別是在公共衛生的事務上，我們絕對有機會遇到類似的道德困境。事實上，公共衛生問題本身不只是與醫療相關，亦涉及人民的生活、社會的情況、及政府的政策等等，是跨學科的議題，倫理學自然也在當中有一定的角色。現在香港面對的防疫以至於醫護或其他行業罷工的問題，都可以歸類做道德困境的抉擇，並且與以上這些電車難題或其他的道德困境一樣，有些雙重效應或者道德衝突要考慮。

我們先從反對罷工 (特別是醫護界別的罷工) 的理由談起。反對醫護罷工的人，會聲稱醫護人員照顧病人是其「天職」，罷工是絕對錯誤，更甚者有人說罷工的醫護是「逃兵」又說要「處決」他們，不一而足。這樣的言論，其實網上已有很多人駁斥，例如事實上罷工是《基本法》保障的權利，亦看不出有甚麼工作是不能以罷工作為手段去爭取更重要的事情。這樣反罷工的言論本來只是很懶散的思考，甚至只是所謂的道德勒索，不值一晒。然而，這裡更值得留意的是，這種思維完全停留在頗為粗糙的直線式思維，既不看後果，亦離義務論甚遠，只是覺得「總之」醫護就不能罷工，卻完全無視了背後各種深層次的道德考慮。當這種「總之」式的思維遇上了防疫政策問題時，便顯得非常蒼白無力。

要知道，這次醫護罷工背後的原因，是如果武漢肺炎一旦在社區爆發，抗疫會是一場硬仗，現有的醫療裝備和隔離病房數目未必足夠應付。事實上，香港現在連口罩也不夠，弄得人心惶惶，而政府對此並沒有有效的回應措拖。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少公共衛生專家都建議必須「封關」(亦即不讓從疫區而來的外來人士入境，不是指把關口物理地鎖上) ，以隔斷病毒的傳播鏈。固然，封關是否真的如此可行，未必是一般人能夠隨便斷定；但觀乎從香港到世界不少專家都有類似的建議，加上很多地區亦已採取如此措拖來堵截病毒傳播，香港政府遲遲不肯封關，實在完全說不過去。也難怪大家對政府怨聲載道，不是說政府有陰謀想害死香港人，就是說政府做不到實事 (俗語說的「很廢」)。

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去衡量罷工的輕重才有意義。有趣的是，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反對罷工的人，當被問到對封關的看法時，一般都是支持封關的。例如在一段廣被藍絲群組瘋傳的訪問中，受訪者反對罷工，但亦說自己支持封關，只是再加上諸如「我不是政治專家，不懂政治」、「不要把政治話題滲進來」之類的辯解，彷彿無知 (至少是對政治無知) 可以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理由去證成 (Justify) 她的立場。可是，這樣不肯去辨別細節的態度，是思考上的懶惰，本身就頗不道德，至少不能由此去得到她 (們) 想要的結論。

另一方面，當我們更著眼現時政府和制度的問題，就會見到這次防疫的荒腔走板，其實並不是偶然出現的政策失誤，而是政府和社會長期累積下來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已經滲入到各行各業之中，不獨只有醫護界別受害。這也解釋了為何這個星期會有一群跨界別跨政治光譜的專業組織及人士公開聯署，信中呼籲政府要專重民意去推行政策，既有提及支持醫護罷工、同意立即全面封關、理應嚴懲失實申報等針對疫情的措拖，亦特別指出政府和社會一些人應該停止惡意中傷別人，以及必須尊重專業判斷等等廣義地影響所有界別的訴求。聯署在短短一天內有四十多個團體和超過十一萬人聯署，遍及商界、旅遊、教育、金融、會計、法律、工程等界別，可見人同此心，對於政府由去年六月爆發反逃犯條例至今面對疫情的種種管治失效，實在無法忍受。

可能有人會覺得，人們不應事事都「針對」政府。然而，天災與政策失效 (人禍) 的關係，其實在政治道德哲學和社會科學等層面都已有廣泛的討論和共識。例如近日不少論者都有談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 對飢荒與民主的研究。他的主張是飢荒出現的主因不是糧食匱乏，而是資訊自由不足，令得糧食無法有效分配到有需要的災民手上。而一般情況下，有民主制度的地方比起獨裁社會更能確保資訊自由，例如在民主制度下，相對比較不會把說真話的醫生當做成造謠者去處理，又或者就算政府想這樣做，民間或不同政黨都會對政府有所制衡。觀乎這次武漢肺炎的爆發，還有近日香港人搶口罩的情況，自然令得大家對資訊自由甚至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心有戚戚然。

除了經濟學上的貢獻外，森近年來對正義觀念的哲學思考，亦值得在此討論。他提出「比較式正義觀」（Comparative Approach to Justice），指出即使我們不懂何謂完美的正義制度，我們還是可以比較不同的選項，從而避免較不正義的情況。把這些概念應用在現時的情況，正如上述的聯署信所說的，現在的政府不尊重專業，在防疫如封關或搜購口罩等問題上毫無章法，甚至像鬥氣似的胡亂推行政策，例如由最初的不封關到只封幾個關口，再到現在不知是否真的在強制檢疫。政府實在應該回歸專業判斷，不能太過自以為是。而在現時的政制下，特首明顯不向市民問責，市民亦無法透過正常途徑如和平示威或議會彈劾來阻止特首倒行逆施，變相令得特首及政府政策越來越橫行無忌。民主雖然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在比較之下，我們更應該避免這種不尊重專業和不向市民問責的制度的。

由此看來，不論是醫護界還是其他界別的罷工，甚至是這大半年來的投爭，本質上都是針對現時種種不義的怒吼。我們必須要深入討論當中的政治困境，才能判斷到罷工的優劣之處。事實上，週五醫護工會經投票後宣佈復工，正正表明了大家都知道罷工是手段不是目的，政府不尊重專業胡作非為而制度又沒有制衡方法，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這問題正是從防疫到罷工的真正政治難題，值得我們集思廣益，積極尋找解決之道。

《明報》世紀．星期三專題。2月12 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D%9C%E5%AE%B6%E5%B0%88%E6%AC%84/article/20200212/s00018/1581446376172/%E4%B8%96%E7%B4%80-%E6%98%9F%E6%9C%9F%E4%B8%89%E5%B0%88%E9%A1%8C-%E5%BE%9E%E9%98%B2%E7%96%AB%E5%88%B0%E7%BD%B7%E5%B7%A5%E7%9A%84%E6%94%BF%E6%B2%BB%E9%81%93%E5%BE%B7%E9%9B%A3%E9%A1%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