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世界人權宣言》到全球疫情大流行

陳成斌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我的全球經驗

我們時常會在新聞或媒體中聽到「人權」一詞，但細想之下，人權似乎有不少意思；而最常用到的意義，應該是指在國際法當中的人權。聯合國大會在1948年12月10日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 以下簡稱《宣言》)，至今已七十二載。人類從二次大戰，特別是納粹德軍或日本皇軍的殘暴裡得到的教訓，明白必須確保每個人的權利，為此各國共同簽署了《宣言》，《宣言》可說是上世紀最能得到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同意的國際文件。《宣言》從起草時便既有強調其普及性，但亦會兼顧世界各地的文化與傳統。《宣言》的起草委員會有九位成員，主席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遺孀安娜·愛蓮娜·羅斯福 (Anna Eleanor Roosevelt)，而副主席則是中國代表張彭春博士。有學者的研究更發現這位中國代表對《宣言》甚有貢獻，例如在序言和第一條以儒家的觀點談到人的尊嚴與良心，再以此支持人權。

在《宣言》的基礎上，聯合國進一步確立各種人權公約，例如1966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俗稱「第一代人權」和「第二代人權」。一些第一代人權相對爭議較少，例如人身安全的權利、不被謀殺的權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等等。第二代人權亦很重要，但如何落實就較具爭議，例如住屋、醫療保障和公共衞生、接受教育的權利等等，都是很好的構想，但我們也要好好討論如何落實這些保障，這便很考驗大家的智慧。

這些權利在面對明顯的全球危機時，更顯得重要。例如2019冠狀病毒病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簡稱COVID-19) 持續大流行，對全球影響深遠。各國自2020年初開始便忙於應對此病毒帶來的禍害。全球要如何應對疫情，可以如何令社會做到群體免疫，要怎樣分配疫苗，社交距離限制又應該如何實施等等，都會涉及到到衛生人權 (Human Rights to Health)的議題。要如何回應疫情當中這些涉及衛生人權的道德議題，是當前不少全球各地不少專家學者正在共同努力的方向。

通向全球的大門

如何理解適切現今乃至未來的人權理念，甚至應用在諸如應對COVID-19疫情之類的全球危機當中呢？以下是幾條給大家思考的問題：

• 我們如何可以把人類尊嚴、文化多元性等價值與國際人權法律連繫起來，使這些價值成為人類發展的基礎？
• 我們應該要怎樣，才能做到落實諸如衛生人權等等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這些權利能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相比嗎？
• 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情況下，全球應該如何共同合作，才能保障大家的衛生人權？

全球素養

全球素養是指青少年能夠分析當地、全球和跨文化的問題，理解和欣賞他人的觀點和世界觀，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開放、得體和有效的互動，以及為集體福祉和可持續發展採取行動的能力。國際人權法是培養這些知識和價值的其中一項基本要素，也有助於我們更能理解如何面對COVID-19疫情這個全球危機。

星島日報中學生版，2021年1月25日

https://rel.hkbu.edu.hk/news/news-25-jan-2021

防疫口號應理性消化，勿淪造謠幫兇

(原題目：防疫正反辯論，小心失實資訊)

陳成斌 (浸大宗哲系助理教授、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9冠狀病毒病持續全球大流行，對全球影響深遠，亦影響每個人的健康及生活。然而，全球各地皆有人質疑疫情的嚴重性，亦有人反對注射疫苗、強制戴口罩或其他抗疫限制措施等等。當然，真正的醫療問題還得留待醫學專家解答；但公共衞生的問題，除了醫學外，還涉及不少社會文化宗教倫理等的知識，是一個跨學科的議題。對於當中的道德爭議，值得好好討論一下。

長久而來，世界各地總有些人對公共衛生措拖頗為抗拒，有些可能只是非理性的反應，但也有些涉及不同價值觀的衝突。例如談到疫苗，美國有些猶太教信徒會因為宗教原因而拒絕接種。至於現時疫情，由於醫學界對病毒還做不到徹底的理解，亦暫時沒有能夠真正對應的疫苗和藥物，非葯物干預措施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簡稱 NPIs) 的成效便在現階段至為重要。這些措施，例如緩解 (Mitigation) 和抑制 (Suppression) 的策略，旨在減低人群的接觸，從而減少病毒的傳播。然而，這些措施單獨實施起來一定成效有限，需要多種干預結合才能有效果，而多少市民願意配合這些措施，是至為關鍵的元素，但自然會令到一些人對種種防疫措拖倍添疑惑。

首先是自由和人權的問題。有人認為他們應該有權去選擇是否接受防疫措施，政府強制民眾的話會侵犯了他們自由選擇醫療的權利。在這裏我們要留意的是，這問題並非單純是「自由」與「強制」的衝突，而是在人權光譜上如何取捨各項權利的問題。要知道，衞生人權（Human Rights to Health）也是很重要的，例如《世界人權宣言》第廿五條第一款、《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還有很多其他的國際人權與法律文件，都明文規定公共衞生也是重要的人權，各國有責任預防、治療和控制傳染病。在這情況下，單是談論自由或強制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考慮當中的細節和各種可能影響到不同權利的後果。

               例如現在的防疫措施又或者要求大家戴口罩，其目的不完全在於消滅病毒，而是拖延時間與分散風險，避免一次過太多人感染而拖垮醫療系統。這些防疫措施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換取時間以成功研製有效對抗病毒的藥物，又或者至少是研發出疫苗，令社會內有足夠的人口對病毒有抗體 (不論是因為疫苗還是因為自然產生抗體)，做到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然而，同樣無可否認的是，現時措施有不少副作用和後遺症，而且成效能維持多久也是疑問。我們很難長期維持隔離措施，畢竟這些措施對社會、經濟、民生、甚至人身自由等等影響甚大。然而，如果一旦放寬措施，病毒的傳播可能會迅速反彈，結果可能是全球要不斷在張弛之間擺盪，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削弱這些措施的長期成效。至於這些措施導致社會要付出的社會和經濟成本，則更是無法計算了。這樣看來，也難怪不少人會心生疑問。

以上僅是提綱挈領式的介紹，要真正理解這些公共衛生的討論，非得繼續深入探究當中的細節不可。只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要有深入討論，單是口號式的宣稱「自由至上」又或者反對「防疫法西斯」，其實對討論沒幫助。但我們又不應走向另一極端，無限誇大隔離措施的用處，甚至容許政客把口罩疫苗藥物等的分配當成是政治手段，借防疫為名行打壓之實。這些都是很有問題的心態與做法，值得我們警惕。

由此看來，討論這些問題時要謹記的，是必須要有真實的資訊和細節，再加上合理的推論，這些都是討論公共衞生倫理問題時不可或缺的。由此引伸開來，不實或片面的資訊，還有錯誤的推論，已經愈來愈影響到我們的生活甚至生存。以往的世界，通常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渠道接觸資訊，令到大家的知識出現偏差。但在今天的世界特別是已發展地區，問題往往是網上資訊太多，言人人殊，加上不少社交媒體的回音牆效應，變了自己人「圍爐」，一些口號式的講法，更往往把魔鬼藏在細節。總之，我們需要很小心去理解各種資訊，不要成為傳播謠言的幫兇。

《信報》 EJ GLOBAL plus 寰球信識，2020年10月3日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international/article/2597838/%E9%98%B2%E7%96%AB%E5%8F%A3%E8%99%9F%E6%87%89%E7%90%86%E6%80%A7%E6%B6%88%E5%8C%96+%E5%8B%BF%E6%B7%AA%E9%80%A0%E8%AC%A0%E5%B9%AB%E5%85%87